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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知识产权环境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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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与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的比较 返回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起步较晚。1997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拉开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建立的序幕。为了适应国内、国际对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要求,中国又于1999 年加入了UPOV1978 年版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取非专利的形式。加入WTO 后,中国开始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1999 年国家农业部发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细则(农业部分)》,随后出台了《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等部门规章。此外,国家颁布的《农业法》、《种子法》、《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也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保护。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00 年颁布了《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 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至此,中国初步搭起了农业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的框架。

以下针对印度《植物品种和农民权益保护法》与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在法律制度设计方面进行比较,以期借鉴印度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探索完善我国法律及相关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一、保护模式不同

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国,印度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民在自己农田内传统种植或通过筛选发展起来了许多植物品种,需要予以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通过“绿色革命”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1988 年印度新《种子法》准许私人投资者进入育种产业,国内开始出现私人种子公司,并成立了印度种子协会(ISAI)。该协会作为商业育种者的代表,在1989年就向国会提交了要求进行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的报告。

然而,印度真正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开始的。尽管印度为满足加入WTO的条件,建立起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但采用的方式却是在UPOV公约框架之外,积极探索一个兼顾育种者、农民利益的新模式。[1]印度的育种研究主要是由公共研究机构承担,私人种子公司虽然数量众多,但除Nath、Ankur等少数公司外,普遍规模不大,而Monsanto、Bayer 等外国种子公司却相当活沃。另外,印度农民长期以来就有留种、换种的习惯,他们对植物品种的改良和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现代转基因植物的研发很大程度正是建立在他们的贡献之上。而这些成果近年来正被外国跨国种子公司所剽窃,如姜黄案、印度楝树案、香米案等。因此,结合本国农业、农民、育种研究、种子产业现状,印度拒绝加入UPOV公约。[2]

与印度一样,我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常年农业用种量在120 亿千克以上,种业市场规模超过300亿元[3],种子产业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和大型种子企业关注的重点。然而,与印度不同的是,我国既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植物品种立法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一方面,迫切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优良植物品种以提高产量,缓解粮食压力,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中需要强化品种权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为防止少数跨国公司凭借手中的品种权优势,打压我国民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实现对食物链始端———种子的垄断控制,导致我国在粮食基本需求上受制于其他国家,使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中应做出对农民的利益予以适当保护的规定,强调对品种权的限制。

同样也是出于加入WTO必须一揽子接受所有15个协议的规则,根据TRIPS协议第27条第3款第2项的规定,即“应规定通过专利或一种有效的特殊制度或通过这两者的组合来保护植物品种”,我国选择了通过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方式来保护植物品种,又于1999 年加入了UPOV1978 年版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取非专利的形式。加入WTO 后,中国开始履行世贸组织TRIPS 协议。我国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宗旨,一方面要立足我国实际,在国际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中反映我国的实际需求,争取有利的国际发展空间;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2000年4月,我国农业部和林业部分别公布了新品种保护的名录,记录有农业品种19属或种、林业品种25属或种。另外,我国现行的专利法第25条规定,对植物新品种本身不授予专利权,但是对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则可以授予专利权。可见,对植物新品种,我国采用的基本是专门法的保护模式。也就是说,对法定名录内的新品种,提供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不过,对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如果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发明创造的新颖性、独创性和实用性条件的,则可以授予专利权。

二、权利主体不同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育种者、二次开发研究者、农民等。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大量工业资本向农业的投入,农业生产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传统农民,大量规模化、工业化的农场已成为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主流主体。在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制度设计中,需要衡量的利益主体除了权利主体育种者以外,还有农民、植物基因资源所在地区之成员、对植物新品种进行继续开发的二次开发研究者等利益主体。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与印度平衡育种者和农民的利益的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印度,农民是最大的种子生产团体,占到印度种子年生产量的87%以上。如果取消农民的种子销售权,会导致私人公司取代农民作为该国主要种子生产者的地位。但育种人却认为,农民的种子销售权剥夺了他们对第二代种子应有的一部分补偿,因而坚决反对赋予农民种子销售权。农民的种子销售权是立法过程中发生争论的主要原因。印度PPV&FR法案在给予商业育种者提供保护的同时并没有将农民搁置一边,第39 条专门规定了农民的权利,明确规定农民对所有品种拥有保留权、使用权、交换权和分享或出售权,农民对购买的植物品种的知情权,以及植物品种种植时的索赔权等。该法规定的社区补偿制度,重视对当地社区利益的保护,通过利益共享的安排,使农民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农民的保护。其次,该法通过农民种子销售权的规定,铲除了发展中国家制定植物品种保护法律制度的最大障碍,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再次,注册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防止本国种质资源流失,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该法还做出了对无过错侵权免予起诉,以及通过国家基因基金的创立向育种人收取年费然后分配给农民的规定等。此外,该法还通过建立基因基金保护农民的利益。通过基因基金奖励现存品种或材料在开发新品种中得到运用的农民,以此鼓励农民保留和改善本地种质资源。如果农民培育了新品种,其所受到的保护和其应尽的义务是对等的,比如利益分享和社区权。假如某育种人从农民品种中衍生出一种实质性衍生品种,那么该受保护品种的育种人需要得到该农民或该社区的许可,才能将衍生品种商业化。[4]

与印度不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构建育种者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平衡体系。其一,清晰界定“农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十二条将农民界定为“长期以农业或林业种植为业、具有农业户口的个人”。虽然《指导意见》第十二条仅仅是作为农民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抗辩要件,但其立法本意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既要保护植物新品种纠纷中农民的利益,又要对农民作出适当的限制,以达到平衡育种者和农民利益的目的。因此,在理解该条时,必须牢记长期以农业或林业种植为业、具有农业户口的个人,而不是农场,或者是以农业为营业范围的企业;其二,应考虑“代为繁殖”是否具有商业目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农民受托代为繁殖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如实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完全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的原则,也是立法者充分考虑我国农民特殊困难的结果;其三,将受保护的繁殖材料扩大到收获材料。在育种者保护的客体中,我国的现行法律只保护繁殖材料,但这已经不足以保护育种者的权利了,必须将繁殖材料扩展到收获材料。这样将可以有效地制止“剽窃”行为,品种权人由于可以阻止任何以收获材料为客体的商业活动,如销售,使得销售收获材料的当事人承担一定的风险,而使“剽窃”者受到销售者的“监控”,使品种权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其四,强化“农民特权”的保护。农民自己不仅可以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而且可以销售、进出口、存储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和由此而产生的收获材料。

然而,随着我国农业科研育种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应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水平,而我国的现行规定还没完全平衡育种者和农民的利益,还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需要通过分析两大公约文本有关育种者权利保护的变化,对我国的相关制度上加以完善。

三、执法体系不同

对于植物新品种权受侵权的行为,印度主要采取了司法保护的措施,并专门设立了植物品种保护诉讼法庭。首先对品种权的侵权行为做了明确的界定,凡构成侵权的行为,根据 PPV&FR法案的规定,可向植物品种保护诉讼法庭提起诉讼,进入司法程序。

在执法体系上,中国采取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司法保护包括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三种途径。行政保护,是指当植物新品种遭遇侵权时,品种权人可以向省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申请处理,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司法保护相比,行政保护具有快捷、简便的优点,能迅速维权,但是其处理决定不具有终局性,法院的判决才是最终裁决;而且行政机关运用的救济手段有限,不能决定对品种权人的赔偿,司法保护则包括所有救济手段。

根据规定,我国植物新品种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有三种:属于权属纠纷的,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侵权纠纷的,可以请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假冒授权品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查处,对查处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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